根据“第十九条”墨西哥和中美洲组织的监测，2025年至少有七名记者因与其新闻工作有关的原因在墨西哥被杀；自2000年以来的记录显示，该组织共记录了175起记者谋杀案，其中12名受害者是女性。
女性记者的经济状况同样不容乐观。根据墨西哥经济部Data México的官方统计数据，在“作者、记者和翻译”类别中，女性占劳动力的41.7%。然而，她们的平均月薪为4680比索，而男性占该职位的58.3%，平均月薪为12200比索，这意味着近50%的性别薪酬差距。
在非正规部门，女性占39.8%，平均月薪为2850比索，而男性占60.2%，月薪为17900比索，这进一步强化了基于性别的薪酬不平等。
除了这些数字，许多女性记者还因将职业与育儿和家庭照料相结合而面临双倍或三倍的工作日。
然而，这些并非唯一的困境。根据“妇女传播与信息协会”（CIMAC）的监测，2025年9月至11月间，记录了65起针对女性记者的、直接与其新闻工作相关的攻击事件，政府官员是主要的攻击者。此外，根据“第十九条”组织的报告，申请保护机制的女性中，不到30%得到了必要的支持。这表明，即使向当局求助，女记者们也面临着保障自身安全的障碍。
CIMAC的历史报告显示，在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夫拉多尔（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的上一届任期内，记录了1189起针对女性记者的攻击事件，揭示了结构性暴力持续存在的模式。此外，失去生命的危险始终存在。
对于独自生育或照顾残疾儿童的女性来说，这种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她们需要在职业要求与通常不被承认或可见的照料工作之间取得平衡。
直接攻击、网络暴力、抹黑运动、薪酬差距和家庭负担的组合，创造了一个敌对的环境，这不仅影响到记者本人，也影响到公众所接收到的信息质量、多样性和安全性。
2025年的数据表明，除了外部威胁，女性记者还面临着其职业内部的结构性不平等和需要公共关注照料负担。
这些数据和现实凸显了制定公共政策以保护女记者、确保公平薪酬并提供育儿和家庭照料支持的必要性。
但这不仅仅是数字。这是那位在报道游行示威的同时还要安排谁来接孩子的女记者；是那位独自抚养孩子的母亲，是那位在为孩子办理残疾手续或自己生病的同时进行调查的记者。风险并不总是子弹，有时是深夜的一条信息、一个威胁、一句“闭嘴”。因此，3月8日不是为了祝贺，而是为了反思那些为我们提供信息的女性记者们在怎样的条件下工作。
